中国电影的荷尔蒙东风 当国产电影说到“性”
《北京爱情故事》中出现大胆的婚内外性爱讨论
时光网特稿 由陈思诚执导,梁家辉、佟丽娅、刘嘉玲等人主演的爱情电影《北京爱情故事》是2月份票房出众的国产影片。
仅在情人节那一天,便在全国卷走了上亿元的票房。这部电影毫无掩饰地对当下都市男女五花八门的性行为和性观念进行了大揭露。主要途径是通过直白的台词和大胆外露的视觉刺激,而非含蓄灵性的电影技巧。那晚步入影院的情侣,也绝不会在乎有没有什么电影技巧,他们需要的只是特定时间的一剂爱情催化剂,而这也正是荷尔蒙经济学的成功明证。
范冰冰的《一夜惊喜》则完全是以一夜情怀孕作为故事主线
无独有偶,范冰冰今年送出了一部喜剧《一夜惊喜》,一夜情后怀孕却不知爸是谁的女主角,最终在怀孕期间找到了真爱,台湾导演陈骏霖的新作《明天记得爱上我》也用大胆的笔触关注了当代台北人的情欲观念。任贤齐饰演的丈夫,爱上了香港来台的空少,从直男一下变成弯弯;他的妻子范晓萱崩溃之余,却发现自己一直被意志坚定的男备胎关怀暗恋。
性符号越来越大胆的进入了中国的商业爱情片,甚至成为了主线和主体。其实,这么多年来,国产爱情片中很少能呈现出令大众感喟的爱情,“这是中国社会精神和情感生活匮乏的外在标志。”戴锦华说,“而现在,性元素的喜剧化运用,是因为人们意识到电影的确需要借助荷尔蒙的力量了。”
几十年前,人们大多是在第五代、第六代文艺国产电影中才能看到性元素,性在这些电影中是压抑的符号。冯小刚的《手机》和《一声叹息》也有性元素,可男性中年危机的意识也很浓重,性在中国电影里的表达一向不是年轻的、寻欢的、开放的和轻松的,对此,电影学者戴锦华说:“在新中国的中国电影中,性其实一直是个寓言,是表达中国文化压抑和社会压抑的一种方式,当时出现在电影里,性是站在“寓言”的层次上。而现在是在商业卖点、叙事上展现了性,这完全不一样了。”
确实,而这几年,随着国产电影的发展,性作为一种噱头元素也逐渐被运用于商业电影中,成为体现现实或者夸张搞笑的工具,被认为是走向好莱坞化的趋向,面对越发自由的时代,越发开放的心态,电影人的确不再将性视为电影创作中的一种难言禁忌,中国人肯定会有属于自己的性喜剧抑或其它两性类型。
那么,中国电影到底何时开始有了对性的直接表现?一般人可能觉得是“第五代”,尤其是张艺谋,他的最初几部作品《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无不是写性的杰作。
但实际上,绝大部分人想不到的是,早在中国电影的发轫初期,性作为一种夺人眼球的商业技俩,早已被大胆地呈现在银幕上。我们电影资料馆藏有一部1927年“友联”公司拍摄的武侠片《红侠》,当中在反面角色的魔窟中,就豢养着一群衣着极为暴露的女服务员(性奴)。这在当时几乎可以被视为“裸体”了。
1928年“民新”公司拍《西厢记》,讲到张生在梦里骑着一支巨大的毛笔去拯救莺莺。在现代学术的思维中,这只毛笔即可以被视为男性阳具的隐喻,而拯救行动正是在男性力比多的内驱下才得以成功。到了1936年,此时由于国际局势的危急,武侠神怪片已被国民政府禁绝,但卓越的电影大师费穆却在此时为《联华交响曲》拍摄了中国电影史中少见的一出纯意识流的短片《春闺梦断》。片中描写了陈燕燕、黎灼灼两位少妇遭遇到的噩梦,梦中充满了男性女性的性征符号(柱子、月亮门、军号、海棠叶等);而通过与红警铃饰演的恶魔的搏斗,她们实际上获得了一种象征性的性欲满足。(就此联想到同时期的好莱坞神经喜剧,也多是通过欢喜冤家之间的打闹,来传达性欲的释放)
《春闺梦断》之后,费穆另一部直接表现情欲的电影,当属40年代末期的《小城之春》了,这部影片中女主人公玉纹由于欲求不满而产生的压抑苦闷,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不过,这种对于人性的深刻挖掘,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便隐匿了,而只在《英雄虎胆》、《聂耳》(此片专门拍摄了有赵丹和张瑞芳接吻的“浪漫版”)、《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少数影片中有过浅尝辄止的试探,然而它们又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批判。在十七年时期的很多电影中,性别特征被人为地隐去。尤其对于女性角色,银幕上出现了大量无性别化的女干部、女连长、女劳动能手,她们和男性一样被视为革命事业的建设者和推动者,然而其个性差异已在这种影像的规训中彻底丧失。直到“文革”过后人性解放思潮的复归,电影中对于性的深刻表现才开始恢复,并在“第五代”崛起后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