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人剖析中国电影瓶颈 ＂抗日神剧本来可以是我们的《美国队长》＂

    中国电影在今天已经足够热闹，也足够被关注，中国电影人一直声称要向好莱坞学习的类型片学成了吗？日前，名为“我们距离类型电影有多远”的电影高峰论坛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烈日灼心》导演曹保平、《一代宗师》编剧徐皓峰、《港囧》编剧束焕、博纳影业总裁于冬、光线影业总裁王长田聚在一起，就这个话题展开了讨论。

    论坛上，几位业界大佬、一线主创提出了不少新颖、有趣的观点。许多问题可能一时难有定论，但讨论的过程同样存在价值。

“《我是证人》票房不好，因为撞上了‘单一类型’的天花板”

    在王长田看来，单一类型的电影，它的票房规模是有天花板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最近上一个片子叫《我是证人》，一个惊悚片的题材。其实那部片子拍得不错，是一个翻拍韩国的片子，杨幂和鹿晗也有号召力，但票房才2亿多。我们说的复合片往往是大片，科幻加灾难、公路加喜剧、剧情加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各种的。”王长田举例，《泰坦尼克号》票房高，是因为灾难加爱情，“如果纯粹的是灾难，我不认为它会有这么高的票房。”

    束焕对王长田的观点表示赞同，“我有一个佐证，就是去年的《催眠大师》，因为徐峥的《泰冏》刚完，但是它的票房是3亿多一点，后来我就说可能3亿多就是这种惊悚类型的天花板。为什么？因为有很多女孩就会问吓不吓人？吓人就不去了。后来我就想我怎么形容这个戏才能让她们去看。好像有一个《京城81号》的票房四五亿。为什么它能超过《催眠大师》？它应该就是像王总说的有一些混搭的类型，这些东西叠加到恐怖片的基础之上票房就有了。”

“中国类型片满足不了观众的心愿”

    徐皓峰认为，中国的类型片观众不喜欢，根子上是满足不了大家的“内心愿望”，“现在的大众电影还是处在看新鲜的阶段，它其实没到类型片的程度。类型片除了生理的满足之外，最关键的要获得道德的满足，就是你有什么心愿。这个东西必须是满足的，否则就会出现现在的情况，摄影不错、剪辑很好，演员都是腕，所有西方的技法我们基本上都会，但是为什么看完电影以后觉得没劲，这个没劲不是视听语言上的，或者是缺类型元素，而是我们的电影达不到在心愿满足方面的程度。”

“中国好多类型片是不能拍的，《 烈日灼心》是‘学院派商业片’”

    谈起国产类型片，于冬似乎苦水不少，限制太多是最大的难题，“国产电影的类型实际上是受很大限制，是没法拍的，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香港警匪片，香港警匪片的元素基本就是好莱坞商业电影的节奏，3分钟、5分钟一个转，包括所有动作的安排，几场打戏，几场枪战戏，这个类型片是成熟的，所以这么多年，香港的警匪片是已经拍到一个极致了。后来就是黑帮片、黑社会片，这些又遇到审查问题，所以往回找补。中国的警匪片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还是不能拍的，最后审批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操作过程当中受到了公安部、有关审查的这一套程序是很难的。我们没有恐怖片，我们叫惊悚片，这跟恐怖片又差了很远。我们很多的类型是不能拍的，鬼片是没有的。所以今天讨论类型片，我觉得我们的手段是被束缚的，在创作当中是被捆住手脚的。    

    关于曹保平的电影《烈日灼心》，几位老板也不觉得是一部纯粹的警匪片，王长田就坦言，“这个问题我跟别人讨论过，他们给了我一个非常准确的概括，叫作‘学院派商业片’。我细想想，真的是有道理，包括曹老师接下来还有别的片子，仍然是学院派的，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文艺片，也不是纯粹的商业片，是有很强的学院派气质的。”

“中国人拍不了科幻”，《三体》悬了？    

      除了警匪片等比较贴近现实的电影类型，在于冬等人看来，科幻片在中国也基本上不可能成功，《三体》只能算一次尝试。关键也是限制太多。 

    于冬表示，“我们去可以拍太空穿越吗？拍不了，泄露中国的航空机密等等，这些都是涉及到安全审查的问题。你触碰这些题材首先的问题就是过不了，你没办法发挥想象的空间，包括美国拍得很成熟的电影、虚拟世界，中国都没法拍。”  

    王长田接着补充于冬的观点，“科幻片里边最主要的几个问题，其实骨子里面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虚构的这个世界政府在哪儿、党在哪儿、警察在哪儿，跟我们是不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不是，这个题材可能就拍不了，它是科幻，自然就要越过人类现在的发展阶段，包括各种科技，越过之后才是科幻，否则就是现实片。但是你不能拍，它只能是一个想象。”

“抗日神剧再往前走一步就是《美国队长》”

    在束焕看来，好莱坞大片也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被中国观众狠批的“抗日神剧”其实和许多超级英雄电影只有一步之遥。“我们之前讨论抗日的神剧，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抗日神剧？因为只能让它在现实主义里，因为它窄，神剧再往前走一步，放开另外一个类型就不是神剧。现成的例子就是《美国队长》，二战里能出那么一个哥们，那不是神剧吗？在中国广电总局肯定就封了。所以好的东西现在还只能存在在网络小说里，比如说《穿越回去抗日》，这个东西在电影里完全是门儿都没有的。咱们电视剧其实更可怜，电视剧的类型更窄，尤其到了抗日，连喜剧都嫁接不进去。我之前做过一个《民兵葛二蛋》，广电总局说我这个太欢乐了，差点给毙了。所以这是没辙的事。”

“内地青春片看不到价值判断” “青春怀旧风快过气了”

    提起内地青春片，徐皓峰认为问题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看不到价值判断。“青春片，我们现在的这套方法其实是学香港的，香港的东西是不对的，你只学了人家的商业元素，不研究人家的评判价值，所以片子看到最后容易无趣，因为你带不来思维上的快感。欧美的青春片完成的是什么心理？就是睡一个女人和睡一个男孩是次要的，谈恋爱是很次要的，青春片要完成，年轻人认定成年人的世界是平庸的，我反抗平庸的生活，我才是青春片。我们现在的青春片都是没有什么，感觉现在的年轻人好可怜，一上了大学就被女孩这么简单的问题给吸引走了，迅速地老了，老了之后，反正就是变成了成年人。你在整个青春的过程之中，对成年人的社会是没有反抗的，迅速老了，老了之后同学聚会，然后问问“小芳”怎么样。这就是我们的青春片。”

    近年来光线影业拍摄的青春片不少，其中一些票房也不俗，但于冬表示博纳不会追这股“青春热”，因为在他看来，青春片很快就就要过气了。“长田说这几年青春片是做得挺成功的，其实我想补充一句，青春片其实迎合了当下的一种怀旧情绪。包括追女孩、几个兄弟打架、再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社会，包括前门大街、黄色面的，这样的场景其实是勾起人回忆的，包括张一白的《将爱》、《匆匆那年》，包括《致青春》。现在电影的票房主力除了年轻一代，还有购买力很强的80后，这是一个集体的回忆，这也是这类电影在当下流行的原因。但是这个片种多了以后，这个情绪很快会过去。”

“好莱坞拍《西游记》先找孙悟空童年阴影 ”

    随着中国市场完全向好莱坞大片开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不少中国电影人都有了深深的危机感。但编剧束焕倒并不怎么担心，在他看来，中国人还是喜欢看自己的故事，“现在二三线城市，包括四线城市不太买好莱坞的账。我一个好朋友想看《星际迷航》，他在四川的一个小城市里，上映第二天，看不见，都在放《中国合伙人》。现在二三线城市对好莱坞的电影真的不太喜欢的，都喜欢看中国电影。”

    束焕进一步举例称，好莱坞类型片也没法讲好所有的中国故事。“我知道有一个纯好莱坞的团队想拍《西游记》，团队在武夷山憋了一个星期后都快疯了，他们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孙悟空的童年阴影是什么？后来编剧团队真的崩溃了，他们发现对人物、类型片根深蒂固的意识在中国的神话面前一败涂地。但是你说中国人接受不了《西游记》这个故事吗？接受，孙悟空就是那样的。咱们的故事好莱坞的编剧过来讲不了。中国人太复杂了，中国人复杂到了我们自己都弄不清楚的地步，所以没事，只要你是讲中国故事，咱们就有饭吃。”

“中国能合作的导演也就五六十个，其中香港导演也就五六个”

    王长田表示，现在中国电影亟需比较成熟的导演，目前至少需要200个，但在他看来，在市场上能够找到的，包括港台在内的，大概只有五六十个可以合作。“这里面香港导演大概不会超过10个，甚至可能就是在五六个以内。”

    谈起香港电影，王长田觉得问题不少，中国电影未来的人才储备，还是要主要依赖于大陆。“我说到香港，香港的问题在哪儿？他们有类型化的题材，类型化的故事结构，但是他没有一个很好的类型化的高标准的执行。都特别粗，当行活来干，没有细节。演员怎么演，导演都是说完美，过。效率是高得不得了，但是他们香港有几个电影是真正有好的表演？那是需要磨出来的。他们的标准特别低，还有香港编剧的地位差到毁灭整个行业的地步。香港编剧都是20万、30万一个剧本，而且还是挺大的剧本，大编剧50万也就差不多了。我们内地的编剧，一集电视剧要20万、30万，所以我们的编剧地位比他们高很多。我看到内地导演的成长速度非常惊人，他们的第一部影片的票房就会超过可能拍了好几十年电影的导演票房。他们拍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有西方电影的表现手法，在这方面他们的能力强于原来的老导演。另外，他们了解当下的中国。

“中国电影价值观的基石还埋在《资治通鉴》里”

    除了技术上的原因，徐皓峰坚持认为价值观才是中国类型电影最缺乏的，欧美的基督教文化是好莱坞电影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好莱坞影片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基石，就是公元二世纪在欧洲出了一个基督教，他们打败多神教跟犹太教的理论，奠定了现在的好莱坞各种类型的基本故事框架：首先 “人生是一场战斗”，所有好莱坞的类型一定是战斗式的，包括爱情片。你要恪守道德，你要有信念，信念和道德能带来什么？能带来奇迹，所以好莱坞各个类型的高潮的戏其实不是一个人力的奇迹，一定是得天助的奇迹。中国如其实没有这个传统。我们的传统是什么？北大建立文学系的时候很自豪地说过一句话：我们北大文学系不培养小说家，因为小说跟大众文学不属于文学，这是中国传统的理念。什么东西是文学呢？史书、个人的诗歌，还有文章，中国的文学是不包括叙事故事的。”

    徐皓峰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叙事文学总传达出的价值观往往是偏离主流的，“中最大的大众文学，一个是军旅题材，叫军旅文学，必须要培养不正常的仇恨。元剧里面写的很多东西都是人性至坏，坏成了它的商业性，成为了阅读的快感。这样的人才能打仗。就像打朝鲜战争的时候，不是精神动员，是诉苦，讲这个世上有多少坏人，这个人才能有力量。到了明代的小说，不能参加科举，就传情色文学。他一定要睡别人的女人，睡官的女人，睡知识分子的女人，大量的情色文学背后是这样一个东西，就是我有钱，但是我得不到尊位的这样一群人，这样发泄出来就有快感，这就是中国的大众文学。所以写人性至坏，写男盗女娼，这种东西传到民国之后的中国大众电影，我们其实延续的是这个传统。我们虽然学好莱坞的商业元素，也学它的节奏规律，但是我们的趣味和我们的技法，我们对人的判定，其实是中国人社会里非常低劣的，中国人的好的价值观是不进入大众文学的。”

    中国社会主流的价值体系，徐皓峰认为存在于《资治通鉴》这样的文学作品中，“后来想了半天，其实是《资治通鉴》，司马光写的，它是中国正常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所以下一步要建立中国的类型片的话，就必须得完成在文学上面没有完成的事。把之前被隔绝的，存留在史书和文章里的价值观，大规模地移植到大众叙事的文学和电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