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开始,香港电影人黄百鸣陆续推了《家有喜事2009》、《花田喜事2010》、《最强喜事》、《八星抱喜》及《百星酒店》5部贺岁片进军内地市场,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2014年1月11日,黄百鸣拍摄的最新喜剧电影《六福喜事》在内地公映,日前,他飞抵北京录节目通告,并接受了北京晚报的专访。
《六福喜事》基本上沿用了《百星酒店》的原班人员,演员包括吴君如、郑中基、薛凯琪等十多位笑星,黄百鸣本人也在片中出演角色。影片最大的亮点是曾志伟的加入,此前的四年中,曾志伟拍摄了包括《七十二家租客》等贺岁电影跟黄百鸣“打擂台”,但今天是曾志伟的60大寿,他没有拍片的打算,于是就被黄百鸣拉到《六福喜事》演戏,两人在一部电影中继续“PK ”。
《六福喜事》讲的是生孩子的事情,黄百鸣说,灵感来自于“生孩子”这个社会热门话题。因为内地有规定,所以不少人跑到香港去生孩子,但也有人现在不愿意生孩子。“我们就用这个题材搞笑。”
黄百鸣在创作上是一名快手,他当编剧时,最快的纪录是在台北用了48个小时不睡觉写出了《搭错车》(1983年)的剧本,影片上映后居然口碑票房双丰收。
他把自己定位成一名电影人,除了当导演、监制、演员和编剧外,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板,曾经是“新艺城影业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目前是“天马电影公司”的老板。他称自己参与制作的电影将近200部,参演过的电影有40部左右,数量惊人。“很多电影我都是在做幕后的工作。”
跟冯小刚喜剧电影中有着强烈的社会性不同,黄百鸣的喜剧电影中更加注重喜剧的娱乐性本身,他的很多贺岁片都是对准了春节这个档期,目的达到老少皆宜的合家欢。在记者的专访中,65岁的黄百鸣先生袒露心声,说出了自己的“喜剧之道”。
对话
很想再和许冠杰合作
记者:你的《家有喜事》和《花田喜事》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取得了很好的票房,当时创作的初衷是什么?
黄百鸣:《家有喜事》是1992年跟张国荣和周星驰做的,当年创造了香港电影史上的最高票房纪录,有4900万港币。1993年我去了一趟新加坡,有朋友邀请我去看“唐城”,当时在香港拍古装片很困难,找不到景点,不像现在到中国大陆,有很多像横店这样的影视城。“唐城”里面的古代景点,触发了我的灵感:何不拍一部古装的喜剧?
我想起了《水浒传》中的一段故事,叫“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如果把这个故事改编成喜剧,应该是蛮过瘾的。取名“花田”,是以前有粤剧叫《花田错会》,里面有很多搞笑的故事,我觉得“花田”再加上喜事,在过年放映,一定很热闹。但《花田喜事》这个故事跟粤剧本身无关。
记者:你是如何说服许冠杰出演《花田喜事》和《水浒笑传》中的喜剧角色的? 黄百鸣:那个时候,许冠杰已经是天王巨星了,他从来没有演过反派。如果是普通人找到,他肯定是理都不会理你的。但我跟他说,虽然你的角色是反派,却是“一个很可爱的反派”,很有表演的空间,你可以试试看。 他看了剧本后很喜欢,最后答应了,片中的正面人物由张国荣来演。以前许冠杰的拍戏也不多,他是很挑的。现在他退休了,偶然出来做个演唱会。我也在想,总要再找他出来合作一把。
记者:《花田喜事》中用了很多搞笑的手法,比如“传呼蛙”、在马的头上插上奔驰的车标以及衙门官差提着红灯笼来象征现代交通的“红灯指示牌”,这些手法以前很少出现过。
黄百鸣:这在之前都是没有的,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将现代的东西放到古代的电影中去。这些喜剧的手法,观众看起来会非常过瘾,后来就有很多的模仿者。《家有喜事》、《花田喜事》的故事基本上都是我想出来的。《水浒笑传》是高志森他们想出来的。此后几乎所有“喜事”系列都是我的点子。
我的喜剧中没有灰色
记者:为什么你的喜剧电影中没有真正的坏人,你拍贺岁片的目的是什么? 黄百鸣:首先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看人都是从好的一面去看的,所以在我的眼中,世界都是美好的,不会有灰色的。所以我电影中的人物,都是大团圆结局的。在我的戏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坏人,就算是坏人,也会有好的结局。这就是我拍电影的理念。 我们香港的贺岁片,跟内地不同。内地是从圣诞节开始,我们香港不是的,春节过年的电影我们才叫贺岁片。我的电影就是为了这个节日来设计的。既然是贺岁片,里面一定要很积极,很开心,一定是合家欢。我一定不会让观众想太多的事情,反正你进到电影院的这一个半小时里,开开心心来欣赏,离开的时候很高兴。有一些老人家,平常不看电影,但是过年的时候,他的儿子和孙子会带他到电影院去看,我拍的电影适合一家人去看。
记者:《六福喜事》中的演员绝大部分都是香港演员,为什么?
黄百鸣:因为我们拍的是香港的贺岁片,我也希望内地的观众能够看到香港喜剧电影的风格,是跟内地不同的。内地的喜剧你们可以看冯小刚,但我希望内地的观众可以欣赏一下香港的过年喜剧是什么样。 记者:作为演员,你最喜欢自己演过的那部戏?
黄百鸣:我现在很少演戏,只有贺岁片,我是一直参加的,因为现在找不到演员,要是我不参加,更没演员了。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我当年主演的电影《开心鬼》(1986年),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新艺城电影公司”的时候制作的。当时我们尝试做小制作,花了200万拍了《开心鬼》,我自己当主角,找的都是新人。当时连我们自己公司的人都没有看好,没想到片子后来居然赚了1100万,也是公司10年经营期间最赚钱的一部电影。后来的《开心鬼》拍了5集,变成了一个系列。
给儿子编剧的《叶问》打90分
记者:据说你在进电影圈之前做了十年舞台剧?
黄百鸣:没错, 在没有进入电影圈前,我是演话剧的,周边聚集了一批年轻人,都是在业余时间里排练的。那时候我最喜欢在舞台上演喜剧,平常喜欢研究改编外国的名著,包括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莫里哀和俄国的果戈理等作家的作品,我用广东话来进行改编。这也是一个上课学习的过程, 比很多人在大学中学到的东西还多。进了电影圈后,也是从写喜剧开始的。
记者:你的儿子黄子桓是电影《叶问》的编剧,这部电影广受好评,你在编剧上有没有给过他建议?
黄百鸣:老实说,我是不愿意他干我们这行的,太辛苦。所以把他送到加拿大上学,学习金融,希望他毕业以后可以从事金融行业,没想到他回来还是要当编剧。可能从小他看到他老爸在书房里面写东西,看出兴趣来了,所以他长大了也希望从事这一行。
有好几年,我都不安排他具体职位,就是叫他拿着DV在剧组拍一些花絮,但不能耽误人家正常工作。后来才给他一个机会改编黄玉郎的漫画《龙虎门》,叶伟信导演,成绩还不错。在他写《叶问》时,我给过他一些建议。因为叶问的后人还在,你一定要写他的好,不要写他的坏,不然拍出来后,他们的后人会“啰嗦”的,这个不必要。其次,写叶问这个人物一定要尊重事实,不要虚的。他就跟着我跑到叶问的家乡佛山,找到了十个见过叶问本人的老人家,让他们回忆自己眼中的叶问,也包括叶问儿子的回忆。从这些事实再来改编,比如《叶问》里面,有一个武师“金三找”从北方来找叶问比武,那是真事,但比武不是在家里,而是在戏院举行。我儿子把他改在了家里,这个更好。还有片中跟日本人比武,也是真事,但没有“一个打十个”这么夸张,这是虚构的。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这就是我给他的要求。对他的编剧工作,我觉得可以打90分。
张国荣很“万能”
记者:你如何看待内地和香港合拍片的大卖现象?
黄百鸣:2004年开始内地放开对香港电影的限制,合拍片可以享受跟国产片一样的待遇,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2004年之前内地全年票房没有超过10亿,但是开放后,当年就达到了15亿,到现在内地票房冲破了200亿大关。 香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称为是东方的“好莱坞”,当时单靠香港的市场就已经可以把成本收回来了。后来由于盗版等原因,香港电影一度从年产300部下降到50部。从2004年开始,内地市场让我们香港电影放飞, 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这些年,最卖座的华语电影很多都是合拍片,香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跟国际接轨,有很多电影人才,而国内的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把华语电影越做越好。
记者:你跟张国荣和吴君如都拍了不少喜剧片,随着张国荣的去世和周星驰现在转行当导演,你觉得香港有哪些演员可以接他们的班?
黄百鸣:跟吴君如合作了8部电影,我跟她对戏太多了,我们的合作都是有默契的,一开机我们都是很自然地表演。至于接班,我觉得比较困难,真的很困难。张国荣是一个“万能老倌”,他是多类型的,演什么像什么,像历史悲剧《霸王别姬》、警匪片《英雄本色》、古装片《白发魔女传》,他们什么都可以的。现在很难找到像张国荣这么全才的演员,很困难。
记者:张国荣和毛舜筠在《花田喜事》中一起拍过戏,他们当时的关系如何?
黄百鸣:我觉得他跟毛舜筠小时候可能是好朋友,我记得后来他们也常常在一起打麻将,但好朋友不一定是情侣。我觉得他们俩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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